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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制度的营商视角: “向死而生”还是“柳暗花明” ——大陆与台湾地区重整制度之比较借鉴
关键词:福建英合律师事务所编辑:英合律师更新时间:2019年11月4日

       近期,2019海峡法学论坛在厦门隆重召开,我所陈雪律师受邀参加了本届论坛。本届论坛共收录论文90多篇,陈雪律师撰写的《重整制度的营商视角:“向死而生”还是“柳暗花明”——大陆与台湾地区重整制度之比较借鉴》以及陈雪律师、曾小有律师合作撰写的《营商环境之政府信息公开保障:关于两岸信息公开规定之比较互鉴》成功入选。

 

 

一、本文背景

 

       背景一:营商环境是指伴随企业活动整个过程,包括从开办、营运到结束的各个环节的各种周围境况和条件的总和。营商环境的整个链条中,商事登记制度的设立加上政府放管扶政策实施,企业的开办环节已经得到了极大的顺畅。执转破和清理僵尸企业措施的推行,使企业退出市场的结束机制也愈来愈受到重视。而夹在中间的问题是,对于在经营过程中遇到困境的企业,向左走可能就是重获新生,向右走可能就是死亡深渊,尤其是在当下全球的经济形势下,外有中美贸易战的压力,内有经济增长从高速转入中高速增长的放缓趋势,一些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都在经历着一波经营的阵痛,企业完全依靠自身能力的“自救力”不足,而债权人往往基于对自己债权偿还的“小我”考虑而很难与企业换位思考,此时企业的重整制度就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法律保障,如何能够从法律出发点上,尽量帮助夹缝中的企业脱离困境,亦是重整制度应思考的视角。

 

       背景二:2018年初,国台办与国家发改委共同制订《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全国各省市也在此前或此后纷纷就台海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出台意见措施,使两岸的经济文化交流更上新台阶。尤其是与台湾地区有着地缘、亲缘优势的福建省,更是承载着台胞前来投资与就业、生活的热情,越来越多的台胞前来大陆投资设立企业或参与大陆企业的经营管理,同样也面临着如前所述的内外环境的影响。因此从惠台营商环境打造的角度,亦有必要比较研究两岸重整制度的异同,以在对台企的法律服务中亦能够提供更好地法治保障。

 

二、问题的提出

 

       案例一:大陆某企业因经营困难而负债无法偿还,债权人在经法院生效判决债权无法得到及时清偿的情况下,向法院申请对该企业破产清算。法院经过审理作出受理破产申请裁定,并开展如下工作,即指定破产管理人、通知债权人、召集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管理人基于破产程序,对该企业财产状况调查发现企业虽然有暂时无法偿还的负债,但拥有行业内较为先进的机器设备以及技术,只是由于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而使企业订单无预警的情况下锐减,从而造成企业经营陷入困境,但企业由于经营管理的局限性导致无法自己寻找到新的投资人度过难关。如果能够帮助企业进入重整,通过法律程序盘活企业现有固定资产,寻找到新的合作伙伴并及时调整生产规模和产品的需求,企业便可能不是简单地被宣判死刑,而达到既使企业与债权人双赢的局面。于是管理人将情况向法院报告后,与债务人及债务人的出资人进行了沟通提出重整的建议,此时债务人的出资人方了解可以通过重整的申请避免企业走向破产,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七十条提出重整申请。法院裁定重整后,管理人将企业管理移交给债务人,并由管理人牵头召集全体债权人通报债务人情况,在取得债权人的谅解的情况下,提出重整方案——将债权人的债权转为对企业投资,并由有能力的债权人帮忙引入社会资本及更有经验的经营管理人才,从而最终使企业度过难关。

 

       案例二:台湾地区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案例——台湾某机械业大型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该公司系台湾地区第一大机床厂,因受亚洲金融风暴影响,公司财务陷入困境,负债高企。该公司遂依据台湾地区公司法第二百八十二条向法院申请重整,并申请对公司财产进行保全处分。法院裁定受理重整前,开展以下三项工作:其一,征询主管机关、目的事业中央主管机关、中央金融主管机关及证券管理机关关于应否重整之具体意见;其二,征询公司所在地之税捐稽征机关及其他有关机关、团体之意见;第三,选任对公司业务具有专门学识、经营经验而非利害关系者为重整检查人,于选任后三十日内调查申请重整公司业务、财务及资产等情况,并分析是否具有重建更生之可能。征询中,相关主管机关评析意见支持重整,检查人亦于调查中发现公司虽然财务账面破产,但在技术、品牌及人才等均具有价值,给出有重建更生可能的结论并报告法院建议给予重整机会。因此法院裁定准予重整,选派经营者、员工工会代表、债权人代表各一人为重整人,无利害关系的财会专家、机械业专家及债权人代表各一人为重整监督人,进行重整工作。重整团队负责公司营运决策,并提出重整计划。计划经关系人会议通过法院裁定准许。

 

       案例三:笔者亦曾作为非诉代理律师,参与作为某大陆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的台湾地区某电子业上市公司的重整申请。在该案中,该台湾地区上市公司因所从事的电子产业的整体业绩下滑、产业规模收缩导致其在大陆的投资受挫,从而造成了台湾地区上市公司的经营困难,乃至于无法支付上下游采购款项。为此,该上市公司依据台湾地区公司法之规定,主动向台湾地区法院申请重整,希望通过重整程序而重建更生。法院受理申请后,向主管机关、目的事业中央主管机关、中央金融主管机关及证券管理机关以及该上市公司的关联企业发出征询,被征询单位大多给出不确定具有重建更生价值之意见,法院基于征询意见,未选任调查人而径行裁决驳回重整申请。

 

       基于上述案例的比较可以发现,海峡两岸对于重整制度的规定,其立法原则与立法目的即存在着完全不同的价值判断取向,大陆是“向死而生”,将重整制度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中,作为企业“死亡”前的濒危抢救,其针对的对象是已经被推入破产清算程序的死亡边缘的企业;而台湾地区是“柳暗花明“,将重整制度规定在《公司法》中,其设置的目的在于为经营中出现困难的企业提供更好的转机。两岸法律中关于重整制度设置的不同,无论是从制度设计的定位、重整程序的设定、重整条件的启动、重整过程的参与等均存在着区别,体现着法律设计者对于法律介入企业经营的理念的差异,因此展开对制度异同的研究,对于彼此重整制度的借鉴完善具有重大的意义。

 

 三、制度比较

 

(一)重整立法例模式及立法价值之不同

 

       重整制度的建立是为了顺应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发展的变化,使得企业在自然竞争中优胜劣汰并挽救陷入困境的企业。因此,重整制度兼有债务清偿法和企业法的性质。所谓债务清偿法,指的是在债务人无力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况下,依法在债务人现有财产的范围内,实现多数债权人之间的公平分配和债务了结。而所谓企业法,指的则是对陷入困境的企业,进行从产权、资本结构到内部管理、经营战略等多方面的调整和变更,使之恢复生机。

 

       由于法律制度、立法背景不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重整制度在立法体制上主要有三种模式:①单独立法,如日本《会社更生法》;②于破产法中规定,如美国;③在公司法中规定。

 

       台湾地区的重整制度主要是仿照日本的《会社更生法》,而日本是从强化企业组织的角度来理解重整制度的性质。所以,台湾地区在《公司法》中设立重整制度,可见其偏重企业法的倾向。大陆采用的是美国法模式,《美国联邦破产法典》对破产程序、和解程序和重整程序做统一规定,美国法模式的编排方式在国际上产生了比较深远的影响,我国大陆的破产法受此影响,亦将重整、和解及破产清算并列纳入,即将重整制度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而该法的第一条规定的立法目的是为规范企业破产程序,公平清理债权债务,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制定本法。可见,大陆在破产法中引入重整制度,更偏重于债务清偿法,系为了公平清理债权债务,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合法权益。

 

(二)重整制度适用对象及条件之不同

 

       台湾地区《公司法》第282条规定:“公开发行股票或公司债之公司,因财务困难,暂停营业或有停业之虞,而有重建更生之可能者,得由公司或下列利害关系人之一向法院声请重整”;大陆地区的《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企业法人有前款规定情形,或者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的,可以依照本法规定进行重整。”

 

       即台湾地区的重整制度仅适用于“公开发行股票或公司债之公司”,且得申请重整之条件规定的较为详细:其一,具有财务困难之前提;其二,已暂停营业或有停业之可能;其三,即使在此情况下,公司依然有通过重整而获得新生的可能。而大陆地区的重整制度适用于破产法规制下的所有“企业法人”,对于重整制度的适用对象没有加以任何限制,而申请重整的条件亦完全同于申请破产的条件,即在破产的夹缝中派生出一个“重整”制度,这种重整制度设计一方面表现出立法者对于重整制度缺乏必要的审慎与尊重,另一方面对于重整制度明显持悲观态度,因此从重整的开端的笼统放开,重整制度的被认知与执行反而完全为破产清算程序所弱化。

 

       台湾地区仅规定“公开发行股票或公司债之公司”适用重整制度,系因为其认为重整的的目的在于谋求社会整体的经济利益,而非适应企业个体的要求。如果不是公开发行股票或公司之债的股份有限公司,其影响公众利益的可能性较小,也就没必要适用重整程序。而大陆地区的“企业破产法”因循美国的《美国联邦破产法典》之迹,对重整程序的适用对象规定的比较宽泛。近年,已有多数学者呼吁限制大陆地区的重整程序的适用对象,以期“防止恶意债务人以重整为手段规避破产或拖延债务履行等流弊”。

 

(三)重整程序的设定之不同

 

       台湾地区的重整程序是司法程序,法院处于主导整个重整程序的核心地位。而大陆的重整程序是破产程序,是破产清算程序向重整程序的转换,债权人会议和管理人对于事务的处理具有重要作用。

 

1、重整申请主体的不同

 

       根据台湾地区《公司法》第282条规定,有权提起重整申请的的主体有以下五种:①公司;②继续六个月以上持有已发行股份总额百分之十以上股份之股东;③相当于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金额百分之十以上公司债权人;④工会;⑤公司三分之二以上之受雇员工。

 

       大陆《企业破产法》第七十条规定:“债务人或债权人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对债务人进行重整。债权人申请对债务人进行破产清算的,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宣告债务人破产前,债务人或者出资额占债务人注册资本1/10以上的出资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重整。”

 

       由两地对重整申请主体的规定可知,台湾地区的申请主体包括了工会和受雇员工,比大陆地区的主体范围更广。同时,台湾地区对于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要求规定的更细致。如,台湾地区对股东申请重整做了两方面的限制:①持有已发行股份总数需持续六个月以上;②持有份额需占已发行股份总数10%以上。而如果是公司提起重整申请,需经董事会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过半数同意之决议行之。大陆地区只规定债权人、债务人及债务人的出资人可以提起重整申请。其中,债务人的出资人要求其出资额占到债务人注册资本十分之一以上。这里所说的“出资人”,包括公司股东和其他形式的出资人。因此,对比两地对重整申请主体的不同,可以看到台湾地区对重整程序的启动要求的更为详细谨慎,该立法目的在于防止某些主体滥用重整申请权,以扰乱公司的经营,而大陆地区的规定则更流于形式。

 

2、重整裁定的不同

 

       台湾地区《公司法》对于重整裁定的规定包括:裁定前的调查、裁定前的处分、重整裁定后法院采取的措施、重整裁定的效力等。大陆地区对重整裁定的规定较少,仅规定了法院对重整申请的审查及重整裁定的效力。 

 

(1)裁定前的调查/审查

 

       台湾地区重整案件中法院的职权主义的比重比较大,即法院需要审查是否满足重整条件。首先,法院需将声请书副本“检送主管机关、目的事业中央主管机关、中央金融主管机关及证券管理机关,并征询其关于应否重整制具体意见”。同时,将声请书副本通知被申请的公司,收到声请书后,公司需提交答辩状以供法院裁定作参考。其次,由于法院人员在经验等方面的不足,在作出裁定前,依据《公司法》第285条之规定:“得就对公司业务具有专门学识、经营经验而非利害关系人者,选任为检查人。”检查人于30日内就公司业务、财务及资产估价、分析公司是否有重建更生之可能、声请书所记载事项的真伪、重整方案可行性等问题调查并报告法院。

 

       大陆地区在《企业破产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重整符合本法规定的,应当裁定债务人重整,并予以公告。”这里的审查分为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形式审查,是指人民法院审查该案是否有管辖权、申请主体是否适格等形式要件。实质审查,是指审查债务人是否符合破产重整原因,是否符合受理案件的实质要件。虽然《企业破产法》中对于重整申请的审查规定较为笼统,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审理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中表明,申请人申请上市公司破产重整的,除提交《企业破产法》第八条规定的材料外,还应当提交关于上市公司具有重整可行性的报告、上市公司住所地省级人民政府向证券监督管理部门的通报情况材料以及证券监督管理部门的意见、上市公司住所地人民政府出具的维稳预案等。上市公司自行申请破产重整的,还应当提交切实可行的职工安置方案。可见,涉及上市公司的重整申请时,大陆地区的人民法院会采取更审慎的实质审查方式。

 

(2)裁定前的处分

 

       台湾地区《公司法》第287条规定:“法院为公司重整之裁定前,得因公司或利害关系人之声请或依职权,以裁定为左列各款处分:一、公司财产之保全处分。二、公司业务之限制。三、公司履行债务及对公司行使债权之限制。四、公司破产、和解或强制执行等程序之停止。五、公司记名式股票转让之禁止。六、公司负责人,对于公司损害赔偿责任之查定及其财产之保全处分。”作出该规定的原因是,重整申请后,公司的有关利害关系人在法院尚未作出重整裁定前,可能会为自己的利益,实施不利于公司重整的行为。法院需及时作出各项必要的处分,防止各方利益主体实施不当行为使得公司丧失重整价值。如,公司记名股票转让之禁止,系为了防止股票价格大幅度下降给公司财务增加困难。对公司负责人的责任认定及个人财产进行保全,也主要是因为公司经营不善往往是由于负责人不负责任而导致,为了防止负责人故意隐匿证据或转移财产,有必要作这一步的处分。

 

       大陆地区未规定重整裁定前的相关处分。

 

(3)重整裁定的效力

 

       台湾地区重整裁定产生的效力包括:①公司业务的经营和财产管理处分权移交给重整人。②股东会、董事及监察人职权停止。重整期间的最高意思机关是关系人会议,其由股东和公司债权人共同组成。且重整期间重整监督人监督重整人执行职务,因此,公司原股东会、董事和监察人应停止行使其职权。③公司的破产、和解、强制执行及相关诉讼程序停止;④法院裁定前的各种处分仍然有效;⑤债权、股东权利受到限制。即,重整裁定前成立的债权和股东的权利,非依重整程序,均不得行使权利。

 

       大陆地区《企业破产法》对重整裁定的效力的规定包括:①担保物权行使的限制。在重整期间,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享有的担保权暂停行使。但是,担保物有损坏或者价值明显减少的可能,足以危害担保权人权利的,担保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恢复行使担保权。在重整期间,债务人或者管理人为继续营业而借款的,可以为该借款设定担保。②权利人按约可取回债务人合法占有的财产。这里所说的“债务人合法占有的他人财产”,主要是指债务人基于仓储、保管、承揽、租赁等合同而占有的不属于债务人财产的他人财产。该财产在重整期间要求取回的,需符合事先约定的条件。③对债务人的相关人员的限制。法院裁定债务人重整,即表明债务人已经具备破产原因或濒临破产,通常无利润可供分配。然而,即使有利润,也应先用于重整程序中的债务清偿等,保障重整成功。因此,重整期间对债务人的出资人的有关行为进行限制,及对债务人的董事、监事等人员对外转让其持有的债务人的股权的行为进行相对禁止性规定,亦是为了增加重整成功的可能性。

 

3、重整计划内容及表决方式的不同

 

       台湾地区《公司法》第304条规定:“公司重整如有左列事项,应订明于重整计划:一、全部或一部重整债权人或股东权利之变更。二、全部或一部营业之变更。三、财产之处分。四、债务清偿方法及其资金来源。五、公司资产之估价标准及方法。六、章程之变更。七、员工之调整或裁减。八、新股或公司债之发行。九、其他必要事项。”重整计划的表决方式是,关系人会议应按照债权的不同分组行使其表决权,其决议以经各组表决权总额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行之。

 

       大陆地区的重整计划草案内容包括:一、债务人的经营方案;二、债权分类;三、债权调整方案;四、债权受偿方案;五、重整计划的执行期限;六、重整计划执行的监督期限;七、有利于债务人重整的其他方案。表决方式是,按照债权的不同,分组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表决。出席会议的同一表决组的债权人过半数同意重整计划草案,并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该组债权总额的2/3以上的,即为该组通过重整计划草案。各表决组均通过重整计划草案时,重整计划即为通过。

 

       对比上述两地对于重整计划内容及表决方式的不同之处,可以看出台湾地区对重整计划的内容规定的更为全面,包括资产估计方式和章程的变更等内容。

 

(四)重整过程的参与人不同

 

       台湾地区将重整过程分为重整审查阶段与重整计划执行阶段。重整审查阶段由法院审查裁定是否同意公司重整之申请,台湾地区《公司法》第284条规定:“法院对于重整之声请,除依前条之规定裁定驳回者外,应即将声请书状副本、检送主管机关、目的事业中央主管机关、中央金融主管机关及证券管理机关,并征询其关于应否重整之具体意见。法院对于重整之声请,并得征询本公司所在地之税捐稽征机关及其他有关机关、团体之意见。”第285条规定:“法院除为前条征询外,并得就对公司业务具有专门学识、经营经验而非利害关系人者,选任为检查人,就左列事项于选任后三十日内调查完毕报告法院”。对此阶段的参与人,台湾地区法院分别将与企业经营事项有关的各方尽量囊括进来,充分尊重相关部门的专业意见,并引入检查人制度,即法院充分尊重及征询、参考与申请重整公司经营最密切的相关部门及中立而专业的检查人的意见,并据此作出最终的裁定。重整计划执行阶段由法院另行指定重整人团队、重整监督人,各施其职,保障公司的重整计划的执行。台湾地区《公司法》第289条规定:“法院为重整裁定时,应就对公司业务、具有专门学识及经营经验者或者金融机构,选任为重整监督人…”。第290条规定:“公司重整人由法院就债权人、股东、董事、目的事业中央主管机关或证券管理机关推荐之专家中选派之“。对此阶段的人员选任,台湾地区法院指定的重整人充分涵盖重整关联各方,体现民意的尊重。而对于重整监督人则侧重体现其专业性,不仅熟悉法律程序和财务制度,还熟悉公司的经营管理,从而通过两种参与人的选任保障重整程序的有序开展。

 

       而大陆对于重整参与人的规定非常简单。《企业破产法》中对于重整申请到重整计划草案的制作以及重整计划的执行,均是由债务人(或管理人)完成,甚至在制作重整计划草案时未设立监督人,只在重整计划执行阶段,将管理人直接转为监督人,对于管理人作为重整计划草案制作方的情形,无疑管理人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这种参与人的设计,完全建立在尊重债务人或管理人的自我管理的角度,固然这种设计可以充分体现企业的自主经营不受干涉的理念,但另一方面却也暴露出债务人(或管理人)的无监督的、无第三方专业意见的重整方案,可能不利于取得债权人的信任,进而不利于重整计划取得债权人同意的状况。同时重整计划是一个濒临破产边缘企业的重生机会,本身对于专业性、法律性以及经验等要求均非常之高,无专业人士的介入当然不利于重整计划的科学严谨制作,不利于为企业重整提供企业自身力量以外的支持和支撑。 

 

       两者比较,台湾地区的虽然因其复杂可能更不利于迅速达成重整计划,但却能够保证全面客观公正以及在企业已经因自身能力不足而经营不善的情况下,给予较为充分的外部援助,以利重整能够得到科学论证及实施。

 

四、两种重整制度的比较借鉴

 

 

       如前所述,相比于大陆地区的重整制度的抽象、简略,台湾的重整制度在内容上更为详尽,实践中更具有可操作性。因此,大陆地区的重整立法上可考虑借鉴台湾地区的重整制度。

 

(一)制度设计上,应借鉴及参考台湾地区的公司重整的立法价值取向

 

       通过前述对于制度设计的比较可以发现,台湾地区的重整制度设计偏重于再建型重整,通过保障债权人获得清偿的同时,更侧重维持和保持公司原来自有的业务和持续经营和盈利能力,通过各方面的综合援助扶持,从而使企业重新获得造血功能,并进而以最小的社会资源维护债权人、债务人、投资人、股东、企业员工等相关各方的利益平衡,这亦是重整制度原本之意,更是基于当下企业发展、产业扶持政策趋势下的题中之意。而大陆重整制度在立法体例上,明显以破产重整为立意,司法实践中亦是清算型重整较为普遍。如前述案例所体现,更多的重整成功案例,都是企业将全部或者主要资产进行处置,重新引入新的资金或经营性资产,尤其是上市公司的重组,常常就是利用企业破产程序实现重组方“借壳上市”的目的,这与破产重整制度立法初衷存在差异。

 

(二)在重整制度的适用上,可借鉴台湾地区缩小公司重整制度的适用范围,细化重整制度的适用条件

 

       公司重整制度是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重整程序是一项耗时较长、费用较高的程序,此特点决定了其适用对象一般为大型公司,尤其是股份公司。中小型公司无论是从其本身的经济价值及对社会影响作用的社会价值来说都远不及大型公司,且中小型公司滥用重整制度以达到其他不正当目的的可能性较大。因此,大陆地区目前未对重整制度的适用对象加以限制,实难以真正体现破产重整制度的价值所在。并且对于重整制度,从其严肃性及影响力上看,不宜对于所有进入破产程序的企业均无条件准予发起重整申请,应在法律中细化规定申请之条件,申请前得令企业对于企业自身进行充分的考核与评估,以避免企业借重整之名行拖延或逃避债务之实,从而损害债权人利益。

 

(三)在重整程序上,应更强化法院的主导地位,尤其是法院在裁定前的处分制度

 

       依据台湾地区《公司法》第二百八十七条规定:“法院为公司重整之裁定前,得因公司或利害关系人之声请或依职权,以裁定为左列各款处分:一、公司财产之保全处分。二、公司业务之限制。三、公司履行债务及对公司行使债权之限制。四、公司破产、和解或强制执行等程序之停止。五、公司记名式股票转让之禁止。”依据上述规定可见,台湾地区法院在裁定企业重整前,就享有依公司或利害关系人申请,甚至主动依职权保全公司财产的权力。这种赋予法院在裁定前的处分制度,相较于大陆地区《企业破产法》的规定,采取财产保全的时间极大提前,更有利于为经营性资产的保全,且由法院依据各种专业意见作出判断后所为的该种保全,更有利于企业重整程序的顺利进行,并为重整的成功提供更强有力的保障。因此建议大陆地区《企业破产法》将规定的采取财产保全的时间提前——从裁定受理重整申请后,提前到法院接受申请人的重整申请后。

 

(四)设置检查人制度的必要性

 

       如前所述,台湾地区的检查人制度,是在重整裁定前,法院选定的对公司业务等有专门学识和经验且无利害关系的人。检查人主要是在接受选任后,以专业知识调查判断,就公司业务、财务及资产估价、分析公司是否有重建更生之可能、声请书所记载事项的真伪、重整方案可行性等问题调查并报告法院。仅从这一制度的理论设计上论证,这一制度的引入对于公司重整必将有三个层面的助益:其一、更客观地评估公司的状况;二、减轻法院作出评判的难度;三、更易于取得债权人的信任。该制度的引入,可以为人民法院作出受理重整决定提供支持,以便人民法院更好地对是否符合重整条件等作出判断,且检查人后续可以担任管理人,有利于快速推进各项工作。客观上,如同破产管理人选任一样,大陆地区法院也具备建立检查人名录的现实可行性。

 

       综上,一个良好而完善的企业重整制度,无疑将在现行良性营商环境的打造中,实现法治从为企业服务到为企业解困的全方位全过程的保障。而从立法目的和立法精神上看,企业重整制度之存在的本意亦应体现在公平清理债务的前提下拯救困境中的企业,尽量帮助夹缝中的企业脱离困境。因此,本文对两岸之间的重整制度的对比,希冀可以给现行营商环境视角下的公司重整制度体系提供一个参考与借鉴角度。

 

 

参考书目:

  • 刘迎霜,《台湾地区公司重整程序》,载《中国商法年刊(2006)》

  • 李志昆,何海燕《完善我国公司重整制度的研究》,载《法治论坛》第24辑。

  • 池伟宏,《台湾公司重整经验及对大陆的借鉴》,载《人民法院报》2014年5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