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英合文苑> 行政视界丨营商环境的优化路径之行政权力运行法治化(作者:郑少泽、黄小姗)
英合文苑
行政视界丨营商环境的优化路径之行政权力运行法治化(作者:郑少泽、黄小姗)
关键词:福建英合律师事务所编辑:英合律师更新时间:2020年5月8日

内容提要:党中央、国务院围绕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 为了贯彻落实上述部署,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征求意见稿)》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2019年10月8日,《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已经国务院第66次常务会议通过,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的颁布是我国营商环境法治化建设的重大突破,为地方政府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借此,笔者从法治政府与营商环境的关系出发,分析当前我国行政权力运行存在的问题,并结合《条例》的内容,阐述如何通过行政权力运行的法治化来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关键词:营商环境 法治政府 行政权力 比例原则 信赖利益保护原则

 

 

一、优化营商环境的背景

 

(一)何为营商环境

 

《条例》第二条对“营商环境”进行了官方定义:“本条例所称营商环境,是指企业等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所涉及的体制机制性因素和条件。”而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包括市场准入、生产经营、退出市场等各方面,《条例》在各方面对优化营商环境做出了全面规定。

 

(二)我国优化营商环境的背景

 

2018年10月31日,世界银行发布的《2019年营商环境评估报告》中,将我国列为营商环境改善进步最大的前十个经济体的第三位。我国营商环境总体评价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位列第46,较上一年度上升了32位。显然,我国的营商环境不断在优化,但对标国际一流水平仍然存在一定差距,一些长期困扰市场主体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仍然突出,内因和外因同在,迫切需要通过法治化手段予以解决。

 

1、自我发展的内在需求

在1979年到2015年期间,我国的GDP平均增速为每年增长9.7%,“十三五”规划提出的2016年到2020年间,每年平均增长6.5%以上,对比此前的平均增速下调了百分之三十。2015年以来,我国经济结构发生优化升级,经济增长模式从“又快又好”转变为“又好又快”,更加强调经济发展的质量;此外还出现了经济出现下行的趋势。因此,增强内生力量,抵住经济下行的趋势,成为了我国优化营商环境的内因。

 

2、经济全球化与中美贸易战

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对于正在崛起的中国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奉行“美国优先”,动不动抡起“关税大棒”,肆意破坏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作为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美国优先的政治理念对我国和平崛起的影响是巨大的,可能诱发我国贸易领域、产业领域和金融领域风险,对我国各产业尤其是高科技产业的进出口和产出产生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我国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改善【1】。 

 

因此,为了增强市场主体活力,市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抵御外部势力带来的风险,吸引外商来华投资,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优化营商环境成为了我国经济管理工作的重心,也是《条例》出台的目的。

 

 

二、法治政府与营商环境的关系

 

全面依法治国是一个关键的历史任务。政府作为治理国家与社会的机构,应当成为依法守法的排头兵,才能带领人民全面建设法治社会、法治国家。当前需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法治政府?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描述了法治政府的基本特征,即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

 

此外,按照法治政府的特征和标准,可以将法治政府建设的要求概括为八个方面:机构和职能法定、高效便民服务、行政立法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行政决策法治化、行政执法规范化、政府信息公开、监督和问责的法治化、政府守法诚信【2】。

 

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离不开法治,法治才能保证改革开放稳定且有序地进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因此,营商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成正相关,一个地方法治政府的建设与营商环境的优劣也息息相关。

 

三、优化营商环境的路径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对于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为的是解决优化营商环境的难点、痛点,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对标世界一流的营商环境。因此,《条例》的颁布一来有利于全面贯彻落实上述部署,二来更加有力推动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条例》对保护市场主体权益,净化市场环境,优化政务服务,规范监管执法,加强法治保障五大方面进行规定,为优化营商环境增添制度保障。



四、行政权力运行法治化

 

因笔者长期从事征地拆迁、行政执法相关的争议解决,故下文将结合《条例》的起草精神和主要内容,从优化营商环境的路径之一——行政权力运行法治化的角度进行探讨。

 

(一)我国行政立法的滞后性

 

英国著名法学家杰里米·边沁曾言:“要理解法律,特别是要理解法律的缺陷。法律从来不是万能的,而且具有相当的局限性”。立法的滞后性正是法律的一个局限性。我国行政立法的滞后性,主要体现在:一、行政法律、法规立法缓慢、滞后,不能适应行政管理的需要。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颁布了大量的行政法规、规章,但由于现代社会行政管理事务的日益繁杂,经济发展迅速,行业创新层出不穷,我国的行政立法远远跟不上实际需要,给依法行政带来困难。例如,2012年,嘀嘀(滴滴前身)、快的打车平台分别在北京、杭州上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的规定,许多从事非法营运的“黑车”通过嘀嘀、快的打车平台开展有偿营运服务的行为并不合法。但是随着人民群众对于如此便利的打车平台的需求不断攀升,最终倒逼国务院多部委共同出台部门规章《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二、行政立法水平有待提升,时常发生下位法违反上位法、地方政府规章违反行政法规的情形。三、由于经济形势的剧烈快速变化,致使在经济管理领域出现大量以政策代替法律的情形。四、行政立法体制不健全,缺乏有效专业的立法审查和监督。行政机关的立法活动是否合理、合法,是否取得普遍约束力,不能只由行政机关系统内部评价,它需要行政机关外部有关的第三者实施客观的审查和监督。

 

(二)科学民主立法,推动“良法善治”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明确提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引领和推动作用,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这段重要论述深刻阐述了良法与善治的关系以及立法的要求,体现了我国的法治从形式法治开始迈向实质法治。因为实质法治是在超越形式法治的基本要求上,还要求法律本身具有社会的正当性,法律以及执法旨在实现社会的正义和公平【3】。此外,《决定》还要求将“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贯穿于立法活动的全过程,制定“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的法律,并且通过“完善立法体制机制,坚持立改废释并举”,“增强法律法规的及时性、系统性、针对性、有效性”。由此,如何才能制定良法?

 

《决定》给出了答案:“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立法活动如何遵循科学与民主的原则?依据《决定》,笔者归纳起来主要可以有如下路径:一是完善人大对于立法工作的组织协调机制,健全论证、征求各方意见、审议等机制。二是增加人大代表列席人大常委会会议人数,发挥人大代表参与立法工作的作用。三是委托第三方参与起草、审查法律法规草案。通过不断提升立法的水平,完善立法的程序,考察人民的意志,才能制定善治之前提——良法。

 

2017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要“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关键在于撑起营商环境的“保护伞”——法治。

 

由此,为了推行良法善治,首先要从立法做起,让法律成为适应我国当前乃至未来社会管理、经济文化发展需要的良法。通过树立正确的行政目的,规范执法行为,规范执法程序,促使行政权力遵循诚实守信原则,完善行政权力运行的监督体制等措施来推动善治。

 

(三)树立正确的行政目的

 

行政法中,比例原则是指国家公权力的行使应遵循必要、均衡、妥当以及符合比例的原则,不得对公民个人权利造成非法侵犯【4】,从而恰当地调整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一般认为,比例原则包含目的性原则(又称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及狭义比例原则等三重内涵。其中,行政目的的概念就源于行政比例原则中“目的性原则”。这是对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的一种目的上的要求,即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必须或者可能可以实现其所希望达到的行政目的。倘若行政行为与行政目的矛盾,根据行政实践判断无法达到行政目的,则违反了比例原则中的目的性原则。 

 

虽然我国当前的行政法律法规中没有对“行政目的”进行相应的解释,也没有关于“如何判定行政行为是否符合行政目的”标准的规定。但是,行政目的却是人民对于行政权力的运行是否符合人民期待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判定标准,直接影响了行政权力的权威。我国有个成语叫做“表里不一”,出自《逸周书·谥法解》:“行见中外曰悫。”实际上,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的外观是否符合真实的行政目的,这从根本上可以判断行政机关是否表里如一。而如何做到表里如一,也就是行政行为与行政目的相匹配,这需要什么样的标准?目前在行政法律法规中并没有得到体现。

 

2004年3月22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印发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通知》,在其中早已对行政机关提出要求:“行使自由裁量权应当符合法律目的,排除不相关因素的干扰”,这意味着行政机关不得以不正当的方式行使公权力,也不得以公权力为手段达到“形式合法、实质不合法”的目的或实现个人的利益。但由于“行政行为是否符合行政目的”的审查缺乏具体的判断标准,实践中难以对行政目的进行查明,行政机关滥用强制手段,假借“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的企图的情形时有发生。 

 

为了防止这种滥用强制手段和“形式合法、实质不合法”现象的发生,保证行政机关在所作的行政决定符合行政目的显得十分必要。如下案例,是征地拆迁领域和行政执法实践当中出现的行政行为不符合行政目的的典型案例。

 

1、追逐行政效率——以拆违之名行征迁之实

2019年7月11日,一篇名为《本院认为|一场默默无闻的阻击战》的微信文章,获得诸多律师同行不约而同地转发,当日的微信朋友圈即被这篇文章占领,律师同行们纷纷赞扬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对法律的坚守。在杨某某诉兰考县人民政府行政强制一案[(2017)豫行终2450号]中,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兰考县政府推进征收实施工作,已与大部分村民签订补偿协议,因本案一审原告没有签订补偿协议,兰考县政府便不遵循法定的组织实施程序,而径行将涉案房屋认定为违法建筑并强制拆除,其执法目的不是为了严格农村土地的管理使用,而是为了避开法定的组织实施程序、加快拆除进程,属于滥用职权,其所称据此作出的限期拆除决定、限期拆除通知、强制拆除公告等法律文书,本院均不予认可,也不能成为本案被诉的强制拆除行为的依据”。

 

上述判决内容中有两个关键词尤为引人注目——“执法目的”和“滥用职权”。河南高院在判决中坚守法律的初衷,将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与正在进行的土地征收工作相结合,从而推定行政机关的执法活动与执法目的不符。这是一个具有示范效应的判例,不仅值得借鉴,还完美地诠释了这么一句法谚——“法官的良心是社会正义的最终保障”。

 

2、追逐行政任务,以拆违之名行驱逐之实

2017年8月1日,《人民网》转载《法律与生活》的一篇题为《昔日招商今变违:驻马店驿城数十企突遭强拆》的新闻,主要概况为:

 

2007年,河南省驻马店市政府发布了一系列关于扶持发展新型墙体材料企业发展及入驻条件的文件。2008年开始,涉事企业依法依规通过环评、用地规划、临时用地许可等一系列行政审批手续后,陆续在驿城区胡庙乡建设厂房。2010年后,驿城区国土局停办了所有企业的临时用地许可,各企业便找驿城区国土局反映情况,但却没有得到回应。此后,涉事企业依然正常生产、纳税。2017年5月,驿城区胡庙乡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乡政府)忽然对辖区内二十几家公司下达了《矿山窑厂限期停产拆除通知》,要求违法企业限期自行拆除违法建筑,违者将给予强制拆除。2017年7月,乡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和人员对部分涉事企业位于胡庙乡所建设的窑厂进行强制拆除。

 

此后,部分涉事企业起诉,要求确认乡政府强制拆除行为违法。由于乡政府的强拆行为发生在涉事企业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法定期限内,因此,最终法院确认乡政府强制拆除厂房的行为违法 [如(2018)豫17行终295号案,驻马店市驿城区胡庙乡人民政府与驻马店市迅达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行政强制一案]。据部分涉事企业主透露:通过强制拆除驱逐企业的主要原因与驻马店西部山区规划有关,该规划意在打造驻马店“城市后花园”,已于2017年4月进行公示。

 

上述的类似情形,在全国各地时有发生。地方政府需要创造GDP时,热情地招商,邀请企业入驻,最终由于地方政策和发展模式的变化,通过形式合法的手段对入驻企业的厂房进行拆除或联合税务、消防、公安、环保、市场监督各部门进行联合执法,迫使企业就范。往往这些执法活动,都有相应法律依据,因而成为了许多行政机关的“必杀技”。但是,这些行政机关真实的执法目的确为查处相关违法行为吗?在长时间企业入驻生产、纳税过程中,相关执法部门都没有开展执法活动,为何在上级机关下达新任务后才发起查处?这种行政行为的目的是否符合立法初衷,不得引人深思。客观地说,地方政府协调部分行政机关开展此类行政活动,是种目光短浅的表现。在短时间内,确实可以实现地方政府的某些行政目的,但是极大破坏了当地的营商环境,致使地方政府的公信力遭到破坏,权威受到质疑,短期内将难以恢复,也就增加今后招商引资的难度。因为今后若有企业入驻,将会有何等不幸的遭遇,谁都无法预料,这就是属于不稳定的、不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为此,《条例》第六十条对“规范自由裁量权”进行规定:“国家健全行政执法自由裁量基准制度,合理确定裁量范围、种类和幅度,规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笔者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必将出台关于行政执法自由裁量基准的制度,希望在该制度中可以将行政执法的合目的性、合理性、必要性的原则进行阐述,并对行政执法自由裁量适当的标准进行明确,使得今后的行政执法工作更加规范,达到优化营商环境和保障行政相对人的目的。

 

(四)规范执法行为

 

近年来,随着我国法治政府的不断建设,我国各地区、各部门的执法能力有了非常显著的提升。但是各地区执法水平不一、执法不透明、不公正、不公平的现象也频频出现在社会新闻的热点中。为了落实《决定》和《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对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以下统称“三项制度”)作出的具体部署。2018年12月05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全面推行“三项制度”,对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具有基础性、常规性、普遍性的作用,对切实保障市场主体和人民的合法权益,提升政府公信力,营造更加公开透明、规范有序、公平高效的法治环境有着积极的促进和提升作用。良好的法治环境,必然是构建可预期的营商环境的重要条件。

 

明代张居正曾说过这样一句名言:“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美国著名法学家罗斯科·庞德曾在其书《社会学法学的范围和目的》中提到:“法律的生命在于其实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

 

笔者认为,实施法律的往往是基层的执法人员、办事人员(以下统称基层工作人员)。由于有些基层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不高,执法态度不端,语言粗暴,都会严重影响行政机关在人民心中的形象。部分基层工作人员没有跟上国家法治发展的速度,亦或其建立了法律思维但法律能力没有跟上,以至于良法未能得到很好的贯彻实施。正因如此,有计划、有目标、奖罚分明地提高基层工作人员的执法水平和执法专业素养,尤为重要。除了加强对于基层工作人员的日常法律和业务培训外,还应当完善执法人员的奖惩制度,以执法质量考核作为执法人员的任用、奖惩、升迁等重要参考标准。对此,《条例》第五十八条对于行政机关开展行政执法的公示、记录和重大行政执法决定的法制审核等方面进行了规定,旨在规范行政执法的各流程、提升执法人员综合素养,保障市场主体生产经营活动,一切都是从行政权力运行法治化的角度去优化营商环境。

 

此外,还可以从执法监督制度的建设入手,以监督保障行政执法质量和水平的提高。一要加强行政机关的专门监督,通过内设纪检部门和内设督查部门进行平行监督。二要加强和完善行政的效能监督,通过政府设置的效能监督办公室监督机关效能。三要加强和完善人大的外部监督,把人大对于政府报告的赞成率作为政府的年度绩效考核的参考标准之一。四要加强和完善司法机关监督,结合行政机关败诉率、败诉次数、司法建议书作为行政机关年度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健全执法责任制,使权力与责任相一致。

 

(五)规范行政程序

 

2017年6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行政审判十大典型案例(第一批)。其中,郑州市中原区豫星调味品厂诉郑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处理决定案[(2014)行提字第21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提审后认为,豫星调味品厂在工商机关登记的经济性质为个体工商户,从当时有关文件看,该厂不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兴办的经济实体”,客观上不具备补办违法占地用地手续的资格。但是,被诉4号决定将错误登记和颁证完全归因于该厂和闫垌村三组采取“欺骗手段”,而当时有关申请表中曾将经济性质填写为“个体”。虽然存在表述前后不一,但尚不构成对真实经济性质的刻意隐瞒,故4号决定认定采取欺骗手段的证据并不充分。而对于行政机关审查不严问题隐而不提,事实认定有误。同时,4号决定剥夺了豫星调味品厂继续使用涉案土地的权利,对其重大财产权益产生不利影响,郑州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郑州市政府)既未事前告知该厂,亦未给予其陈述和申辩的机会,所做的针对法定代表人的调查笔录既未告知调查目的,也未告知可能因涉嫌欺骗未如实登记、行政机关拟注销涉案土地使用证等情况,不足以使该厂在4号决定作出前进行充分的、有针对性的陈述和申辩,程序明显不当。此外,4号决定未充分考量涉案土地在政府收取出让金之后用于房地产开发等因素,一注了之,客观上不利于豫星调味品厂主张信赖利益保护(如需查清是否存在发证到注销期间合理投入),遂于2016年判决撤销一、二审及两次再审判决,确认郑州市政府作出的被诉4号决定违法。

 

本案中,郑州市政府针对其十年前的错误颁证行为,仅以申请人采取“欺骗手段”为由一注了之,没有考虑当事人曾在申请表中据实填写“个体”而行政机关未尽到审慎审查义务,亦未核实当事人多年来对行政机关的信赖利益、房地产开发因素以及注销程序的规范性、正当性,被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事实认定有误,程序明显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同时指出,对于信赖利益及如何弥补问题,可由郑州市政府在判后组织调查并作相应处理【5】。

 

上述行政机关违反法定程序作出行政行为的情形并非冰山一角。笔者认为,行政机关违反法定程序作出的行政行为实质上是滥用职权。倘若致使国家、集体、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则涉嫌滥用职权罪。若人民法院已经认定行政机关存在违反法定程序之行为,且致使国家、集体、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就可以追究违法机关的主要负责人的刑事责任。长此以往,相信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有效遏制此类违法行政行为。

 

(六)促使行政权力遵循诚实守信原则

 

行政法的信赖保护原则,是指行政管理相对人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授权的组织行使行政权力的正当合理信赖应当予以保护,行政机关对其承诺实施的行政行为应守信用,不得擅自改变已作出并生效的行政行为;确需改变或撤销具体行政行为并给行政相对人造成损失的应当给予补偿【6】。

 

该原则的确定,是为了防止由于政府在行政管理过程中的一些出尔反尔的行为给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这意味着法治政府必须得是诚信政府。政府要讲诚信,不能出尔反尔,变来变去。政府的领导可以变动,但政府的决策、决定,包括审批行为等不能随意变动,因为一旦变动,就会导致政府公信力的下降,会引发一系列的纠纷、矛盾。所以,政府要对行政行为所产生的信赖利益予以合法保护,做到守法诚信【7】。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哲学家老子就已悟出这一点,“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则衰”。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或者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国务院颁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公布的信息应当全面、准确、真实。非因法定事由并经法定程序,行政机关不得撤销、变更已生效的行政决定;因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其他法定事由需要撤回或者变更行政决定的,应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并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因此而受到的财产损失依法予以补偿”。这些规定都是对行政相对人信赖利益保护的充分体现。

 

行政诉讼实践中,鲜见人民法院直接运用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对原告的信赖利益进行保护的判例。其中,在陈某某与招远市国土资源局、招远市人民政府等行政赔偿一案[(2013)莱州行初字第6号]中,山东省莱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告承包东良村的土地建设并经营育苗场,有关行政机关收取其排污费、税费等,原告有理由相信自己建设和经营育苗场的行为合法,故原告建设和经营育苗场存在信赖利益应予保护。被告招远市国土资源局在实施征收过程中,因未与原告就育苗场及附属设施的补偿达成协议,进而认定原告的育苗场为违法占地所建,并强制拆除原告育苗场,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业已确认该强制拆除行为程序违法。行政机关违法拆除原告育苗场,对造成的实际损失依法应当予以合理赔偿。在违法强制拆除原告育苗场及附属设施的情形下,原告获得的行政赔偿数额不应低于被拆除时征收土地的地上建筑物及附着物的市场补偿价值。否则,因违法强制拆除育苗场行为,行政机关付出的行政赔偿数额还要低于其合法征收应支付的补偿价值,其实质效果是鼓励行政机关违法进行强制拆除。鉴于此,在违法强制拆除原告育苗场的情形下,应以被拆除时土地征收地上建筑物及附着物的市场补偿价值对原告予以行政赔偿”。

 

上述判例的判决充分考虑到原告的信赖利益保护的问题。《条例》第三十一条关于“政务诚信”的规定,也是对于市场主体的信赖利益的保护,这也是一项重大突破。该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履行向市场主体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以及依法订立的各类合同,不得以行政区划调整、政府换届、机构或者职能调整以及相关责任人更替等为由违约毁约。因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改变政策承诺、合同约定的,应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并依法对市场主体因此受到的损失予以补偿”。该规定中对市场主体因此受到的损失予以补偿,也是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应有之意。

 

《条例》第六十九条规定:“政府和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七)不履行向市场主体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以及依法订立的各类合同,或者违约拖欠市场主体的货物、工程、服务等账款; ……”《条例》关于上述行政机关相关责任人员的追责情形的规定,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营商环境中的主体的利益,应该说是空前的突破,极大程度地限制了行政机关对于行政优益权的过度或违法使用。



五、结语

以上,笔者结合《条例》粗浅分析了优化营商环境的背景、法治政府与营商环境的关系、行政权力运行法治化的路径,希望能够为我国通过行政权力运行的法治化来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一些建议。要想让市场主体稳定地抵达可预期的营商天堂,则需要依靠强劲的“法治号”战斗机保驾护航。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时代,法治政府的内涵愈发丰富,对于法治政府的定义也愈加明晰。由此一来,科学民主制定良法,构建法治、诚信的服务型政府,依法善治,创造对标一流的国际营商环境,方能为改革创新留下广袤大地。

 


 

注释和参考文献

1、陈继勇,杨旭丹:《中国的和平崛起与中美贸易战》,《华 南 师 范 大 学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 》,2019 年第 2 期,第77页。

2、马怀德:《新时代法治政府建设的意义与要求》,《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8 年第5期,第7-8页。

3、李树忠: 《迈向 “实质法治”——历史进程中的十八届四中全会 <决定>》,《当代法学》,2015 年第 1 期 ,第12页。

4、郝银钟、席作立:《宪政视角下的比例原则》,《法商研究》,2004 年第 6 期,第69页。

5、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十大典型案例(第一批)》,2017年6月13日,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7/06/id/2893953.shtml。

6、肖金明:《原则与制度——比较行政法的角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 243 页。

7、马怀德《深刻认识法治政府的内涵和意义》,《光明日报》, 2017年5月8日,第16版。

 

 

原创声明

以上文章为福建英合律师事务所原创,仅作交流之用,欢迎转发分享。如需转载或引用该文章,须注明“福建英合律师事务所”及文章原创作者。未经同意,不得篡改或另作他用